肝癌专家汤钊猷谈肝癌治疗与研究进展

20世纪60年代以前，谁要是得了肝癌就等于被判处了死刑，生存到五年以上的不到3%，如今肝癌已不再是癌症之王，通过治疗，60%的患者能够生存到五年以上。在和肝癌斗争的道路上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教授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采访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教授，一个细节印象深刻：预约采访后他总是挤出时间，将记者所需材料列出详尽的提纲，一次、两次……76岁的汤钊猷院士在肝癌研究领域成就卓著，为人处世却一如既往。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、卫生部科技成果奖、中华医学科技奖、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……汤钊猷获得的奖项数不胜数，可在他看来，所有这些成果只是两句话：“我这辈子，只做了两件半事，一件是小肝癌研究，一件是将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切除。至于那‘半件事’，就是目前进行的肝癌转移复发研究。”而且，在所有的荣誉和成绩面前，他总是说：“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。”

1元钱甲胎蛋白 诊断早期肝癌

1978年，上海中山医院。“你们做得这么好，为什么不去参加国际性会议？为什么没报道？”改革开放后，首批来访的美国癌症著名专家吃惊地发问。因为他看到，不少几乎没有生还可能的患者，却在上海的病房里奇迹般活了下来。这么成功的临床成就，只要有机会在国际性会议上“露脸”，必会轰动。

汤钊猷创造奇迹时，压根儿没想这么远。他的初衷只有一个：为了病人；创新的原点也只有一个：来自病人。

临床诊断中，汤钊猷发觉，肝癌患者大多来自江苏启东。一个想法迅即闪现：到启东去蹲点！1972年，经过现场调研，他意外发现：无肝癌临床症状、但血液中甲胎蛋白阳性者，一年内死亡率竟高达80％。当时一次化验成本不到1元钱的甲胎蛋白，很可能在诊断早期肝癌中具有重大价值！

汤钊猷狂热于自己的初期发现，就此一发不可收拾。他顶着风险，说服一名吃得下饭、干得动活，但甲胎蛋白呈阳性的“壮汉”开刀。结果不出所料，此人已患早期肝癌，癌肿如枣子般大小。而当时，国外同行仍靠同位素扫描来诊断肝癌。相比较而言，汤钊猷的全新发现更胜一筹：短期即见效，令肝癌患者切除后的五年生存率翻了一倍。

中国人终于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抗癌之路。简便、廉价的“甲胎蛋白动态曲线诊断法”，较美国同行足足早了十年。至2000年，汤钊猷领衔的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，已切除直径小于5厘米的小肝癌1326例，患者十年生存率达43.8％。他把这一切归功于“给我灵感的病人们”。

曾推两具患者尸体

今年76岁的汤钊猷进行抗肝癌研究38载。“过去肝癌患者是走着进来抬着出去，现在是走着进来走着出去。”汤钊猷回忆起最初抗癌研究时的情形，一脸沉重，“记得有一个晚上，五分钟内有两位病人死去，我用一部推车推两具尸体。”正是“死亡”促使他下决心终生从事抗癌研究。

推陈出新挽救病人

上世纪70年代，汤钊猷把肝癌由原来的“不治之症”变为“部分可治之症”。他提出“亚临床肝癌”概念，实现了肝癌疾病的早发现、早诊断、早治疗，这一创新被国际肝病权威汉斯·珀波认为“人类对肝癌认识与治疗的巨大进展”。上世纪80年代，汤钊猷又一次革新肝癌治疗理论，提出“缩小切除”概念，使过去不能手术切除的较大肝癌，变成可能切除的较小肝癌，进一步提高了肝癌病人的存活率。上世纪90年代，在他的带领下，“人肝转移模型体系”建立，为防治肝癌复发转移、最终攻克癌症难关，提供了研究基础。

创新意味着风险压力

汤钊猷不仅面临着打破教科书和权威所带来的压力，更承担着“早诊断、早发现、早治疗”的手术风险。

“当时这个研究具有极大的风险。”汤钊猷告诉记者，因为“早期诊断”意味着在病人没有任何症状的时候判断其患有肝癌，并需要开刀进行确认，“很有可能开刀以后发现什么也没有。”

幸运的是，在汤钊猷手上开刀的患者，没有一例发生事故。

“所有的创新都有风险，越是大的创新风险越大。”汤钊猷告诉记者，没有风险的创新是不存在的，而降低风险的唯一途径就是对工作的认真负责，创新不能害怕承担风险，但是负责可降低风险。

汤钊猷更有一套创新哲学：“创新要有符合国情的明确目标。中国底子薄、肝炎患者多，用多、快、好、省的办法为最普通的老百姓治好病情，是最关键的。”年逾古稀的汤钊猷并不服老，“医生不仅要学会技术开好刀，更要琢磨怎么决定开刀、用什么样的方法对病人更有效”。他透露，下阶段自己将把全部重心放在肝癌转移复发的研究上，努力完成剩下的“半件事”。

汤钊猷常常告诫自己的弟子，敢于提出逆反观点，技术上精益求精，只有这样才能有所作为。 　

附： 汤钊猷 资料：

广东新会人，1930年生。肿瘤外科教授。现任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。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首批院士。1954年在上医大医学系本科毕业。1968年起从事肝癌临床研究至今。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白求恩奖章。